从上学到工作后，在我本专业领域，经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这么多，我应该学哪个？”或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技术书推荐？”。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些问题我都很难回答，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考虑过些问题。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编程，当时周围就没人会编程，我也没得问，而且那个时候连技术书籍也少，只能自己去图书馆办了个证，周末没事儿就去图书馆去翻各种计算机相关的书，看了很多书，很多书都是浅尝辄止，也有几本看得多些，看了几章。我当时判断“应该”看哪个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我喜欢，好玩。这个标准，显然对别人不适用。我也就不好说，我当时看了《Python XXXX》，我觉得不错，你也可以试试看。因为我的这种读书方法论只适用于我，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后来工作几年之后我明白了，当别人问“应该”，“好”的时候，是指自己最有价值，有效用的意思。不是有句常常被半大小孩挂在嘴上的话么——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好像凡事就必须有利益、有价值，才有存在的意义，才有讨论的空间。于是我大体懂了那个“应该学什么看什么？”问题，最合理答案“应该”是什么——要么是学能赚钱的，要么是学能提高自身能力的。这个问题现在ChatGPT可以回答得很好，我就不需要搀和自己的主观偏见了。
但是我想明白这个“成年人的好是什么意思”这一点之后，对于这种纯功利的做法和思潮非常反感。觉得这完全是被当代社会价值导向扭曲了个体的意识形态和主体自觉性，是社会对每个人类个体的异化，每个人类个体的热情、兴趣、观念，在群体和社会整体价值的映照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我以为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后来看了些许历史书，让我万分沮丧地发现，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状态并不满意，而一个个不满的个人形成的群体，却又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支撑着这个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当然，这好处是很显著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会发展得更快更好。痛苦的，只是其中想不通的个人。
常言道，谁痛苦，谁改变。于是在这些痛苦而不得脱的人群之中，宗教诞生了。佛祖想通了这个问题（所言问题者，即非问题，是名问题）。佛祖当时所面对的信徒们，也大都是功利的，佛祖是如何做的？是直接教育他们让他们不要有功利心吗？不要考虑对自己的好处，全心全意奉献付出吗？佛教徒只是想不通一些问题，又不是纯傻子。那佛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看到了么。佛祖没有试图剥离大众的功利心，反而是在顺应大众的功利心，给信众画饼——你信我你、传播我的法，你就能得大福德。而且这个话也是讲在前头的，不是讲完法再说，因为佛祖也知道，不解决动机问题，人们学习的动力都没有。
就连须菩提自己都知道，那怕你散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给别人，这种善行，也只是表面形式——故曰“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既然是形式，当然可以量化啦，你做一次算一次，但是不代表你做了多少次就成大善人了。你善与不善在于你的本性本心，而不仅仅在于你的所言所行。
而且吧，如果一个人刻意地去做善行，其实往往恰恰说明他希冀以此行化解心中的既往罪业呀。
光说佛法里的“福德”，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福德”和“福德性”的表面行与心的问题。
以写诗为例，陆游曾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文本身只是术，而真正的诗意是道，这也是区别不同诗人的点。你把《全唐诗》背得滚瓜烂熟，也只是术上用力，算不得会写诗。
以写程序为例，什么语言、框架 、工具，都是术。你用最NB的语言，最NB的框架，最NB的工具，找最NB的老师来教，都无法保证你能写出NB的程序来。因为写不写得好程序，关键点根本不在这些术上。这些术，能把一个人从20分的水平提到30分的水平，但是不可能从20分提到80分。60分都很难。关键在哪里呢？在这个人本身的能力和思维（说白点就是脑子够不够），在其经历的十几年基础教育的沉淀和打磨（说白点就是心气够不够）。
最后，佛祖还是要强调，“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意思就是，你们持功德心来求的所谓“佛法”，并不是真正的佛法（当然也并不存在所谓的真佛法），这只是因势力导为你们开的方便之门罢了。
回到一开始聊到的，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想了这么多年，绕了这么一大圈，我自己对读书的看法依然是：喜欢，乐在其中，就好。不是说不能功利，而是当我们把读书当任务，就要有动力（比如钱，比如能力、认知提高）才能支撑，书这么多，哪来那么多动力来支撑呢。